文字:历史遗产的最显著标志之一,人类社会传承的文化基础

2020-06-29 21:24:34

导语:最开始的人是一种到处流浪的动物,其醒觉意识在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地缓慢成长。完全像个小宇宙一样,不受地点和家庭的奴役,它在感觉上是敏锐的、警觉的,总是警惕地驱除某些敌对的自然的因素。

最开始,因农业的关系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由于农业是一件人为的事情,猎人与牧人与农业并无接触。挖土及耕地的人并非去掠夺自然,而是想去改变自然。“种植冶“的意思并非要去取得一些东西,而是想去生产一些东西。可是因为这种关系,人自己变成了植物--也就是变成了农民。他生根于他所照料的土地之上,人们在乡村之中发现了一种心灵,一种新的土地束缚、一种新的感情自行出现了。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种和生育、收获和死亡、孩子和谷粒间产生了一种深厚的感情。对于那和人类一起生长起来的丰饶的土地产生了一种表现在冥府祀拜中的新的虔信。

作为这种生活感情的完整表现,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农庄的象征形态,屋子的布置、外形的任何一根线条,都将其居住者的血统告诉了我们。农民的住宅是定居的重要象征。其本身便是植物,将它的根深深地植在 “自己的冶土壤中。这是最神圣意义上的财产。仁慈的火灶、门户、地板及卧室诸神维斯塔、宅纳司、腊司和皮奈提司就像人自己一样牢固地被固定在住宅里。

这是任何一种文化的先决条件,文化本身也是依次自一种故乡景色之中生长起来的,它不断地变化并加强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茅舍对农民的关系犹如市镇对文化人类的关系。像任何个别的房子都有其仁慈的神灵一样,任何市镇也有其守护神或圣徒。市镇也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它与农民一样是远离游牧状态及纯粹小宇宙状态的。因而,一种高级的形式语言的发展往往是与一种图景联系在一起的。

艺术与宗教都无法改变其生长的场所;只有在拥有大城市的文明中,我们才重新轻视这类根源,把自己由这类根源中解脱出来。作为文明的人,作为智性的游牧民,他又重新彻底成为小宇宙的,彻底成为无家的;他在智性上是自由的,就如猎人及牧人在感觉上是自由的一样。“哪儿好,那儿便是家冶这句话在文化发生之前与之后都是正确的。在还没有进入青春期的大迁徙过程中,想在南方找到一个家并去孕育其未来文化的是一种日耳曼的渴望--一种贞洁的但已是母性的渴望。今天,在这种文化终结时,无根底的智性却在所有图景及思想的可能性中驰骋。但在这些极限之内,有一段时间,那时,一个人愿意为一小块土地付出生命的代价。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此前谁也没有认识到这点。

第二时代的高级人类是一种被市镇所束缚的动物。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这便是 “世界历史冶的真正标准,这种标准把它十分显明地与人的历史区分开来。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和各种科学都依赖于人类的一种重要现象,那就是以市镇作为基础。因为各种文化的所有思想家自己都生活在市镇中 (虽然他们的身体可能住在乡村),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市镇是一种多么奇怪的东西。要获得这种感觉,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假设自己是个被奇迹所震动的原始人,他第一次看到嵌在景色中的这堆木石,其中有用石头围成的街道,有用石头铺成的广场--这是一个形状何等奇怪而又何等奇怪地挤满了人的住处!

可是真正的奇迹却是一个市镇的心灵的诞生。一种完全新型的群众心灵--其终极的基础是我们永远看不到的--突然从它的文化的一般精神中长出来了。它一旦觉醒起来,便为自己形成了一种能够看见的实体。从那些各有自己的历史的一群乡村的农田与茅舍中出现了一个整体。它生存着、生活着、生长着而且获得了一种面貌与一种内在的形式及历史。自此之后,除了个别的房屋、寺院、教堂与宫殿以外,市镇形象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单位。它客观地表现出形式语言及在整个生活中文化相伴的风格文化历史。区别市镇与乡村的不是规模的大小而是一种心灵的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

书写是一种全新的语言,它表明人类觉醒意识的各种关系的彻底改变,因为它,觉醒意识从 “现在冶的压迫之中解放出来了。描绘物体的图画语言古老得多,或许比所有词更古老;但在此处,图画已并非某种所见物体的一种直接符号,而主要地是一个词的符号--也就是某种已经从感觉中抽象出来的东西。这是一种本身并无预备而要求必要的准备性训练的最早的与唯一的语言典型例子。

因此,文字用一种充分发达的文法作前提,由于书写与阅读的活动比起说话与听话的活动要无限地抽象得多。阅读在于用一种对于相应的词音的意义的感知、去仔细观察文字的表象;文字所包含的并非事物的符号而是别的符号的符号。文法的意义必须通过即时的理解而加以扩大。

词是一般人类所共有的,而书写却完全是属于文化人类的。与词的语言不一样,它是全部地而不只是部分地为世界历史的政治的与宗教的命运所制约。所有文字都出现于个别的变化中,是文化最深奥的象征之一。但是,至今为止,尚无人写出过一部关于文字的详尽历史,至于有关它的形式及其变异的心理学则甚至还无人尝试过。

书写是有关远方的重大象征,这里所说的远方不仅指扩展的范围,而首先是指持续、未来与追求永恒的意志。说话与听话仅发生在近处与今天,但通过文字则一个人能够向他从来未见过的人,甚至于尚未出生的人说话;一个人的声音在他死后数世纪还能够被人听到。文字是历史遗产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但正因为这样,最能表明一种文化的特征的便莫过于它与书写的内在关系了。关于印欧语言我们知之甚少,那是由于利用此种语言体系的人所属的两种最古老的文化--印度的和古典的--在性质上是如此的非历史,以致它们不但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并且它们发展到晚期甚至还排斥了外来的文字。

古典散文的所有艺术是直接为听觉器官设计的。人们读它便似说话一样,而相对而言,我们说什么却像读它一样--结果,在文字表象与词音的永恒跷板之间,我们永远未达到过阿提卡意义之下的完善的散文风格。另一方面,在阿拉伯文化中,任何一种宗教发展了它自己的文字,即使是词的语言改变了,还能将它保持下来;圣书与圣训的持续是跟作为持续的象征的文字无法分开的。

字母书法的最早的证据见于南阿拉伯的米内的与萨巴的文字中。毋庸置疑,此类书写是按教派分化的--它们可能追溯到耶稣诞生前十世纪。犹太教徒、曼第安教徒与巴比伦的摩尼教徒说东阿拉米语,但是他们各有自己的文字。自阿拔斯时代起,阿拉伯语占据主导地位,但基督教徒与犹太人用他们自己的文字书写阿拉伯语。伊斯兰将阿拉伯文在其信徒中普遍传播,无论他们讲的是闪米特语、蒙古语、雅利安语还是黑人语言。书写习惯的发展在各处都无法避免地造成了书写语言与会话语言之间的区别。

书写语言让持续的象征性影响到它自己的文法状况,此种状况本身只是缓慢地、强勉地屈从于会话语言的进步性变异--因此后者在任何一定时期中总是代表一种较年轻的状态。并无一种通用的希腊语言,而有两种希腊语言,而且帝国时代的书面拉丁文与活拉丁文之间的巨大差别在早期罗马语言的结构中便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一种文明越古老,此差别便越突出,现在,我们发现书面的中国语言与中国北部受过教育的人所讲的官话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已不仅仅是两种方言的问题,而是两种相互不相干的语言的问题。